1970年,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,跑到县城买药。可药钱差1角,他恳请营业员帮忙:大姐,你行行好,我手保快保不住了!谁料,营业员冷笑:关我什么事!
1970年深秋,豫东平原的风已经带了刺骨的凉意,河南禹城的土路上,尘土被风吹得四处飞扬,夹杂着红薯藤的干枯气息。一个十九岁的青年,正佝偻着身子,一瘸一拐地艰难前行,他的右臂肿得像粗壮的芦苇杆,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,每走一步,胳膊的剧痛都让他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,脸色惨白如纸,嘴角不住地龇牙咧嘴,却始终咬着牙没有哼一声。
这个青年叫陈启生,是一年前从北京来到禹城插队的知青。1969年,响应国家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,他和几百名北京青年一起,告别了繁华的都市,背着简单的行囊,辗转来到这片陌生的黄土地,被分配到马家沟大队,开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插队生活。彼时的知青下乡,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,无数城市青年离开家庭的庇护,扎根农村,与当地社员一起下地劳作、同吃同住,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成长,陈启生便是这千千万万知青中的一员。
几个小时前,陈启生和社员们一起在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收红薯。深秋的红薯地泥泞湿滑,土坡陡峭,他弯腰捡拾红薯时,脚下一滑,整个人顺着土坡滚了下去,右臂重重撞在石头上,当时就没了知觉,疼得他眼前发黑,半天缓不过劲来。一同干活的社员们赶紧围过来,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,看着他肿得变形的胳膊,都急得直跺脚。
马家沟大队地处偏远,村里的卫生所条件简陋得可怜,只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,药箱里除了红药水、止痛片和少量消炎粉,再也没有其他像样的药品,面对陈启生这样的骨折,根本束手无策。老乡们都劝他:“启生,别耽误了,赶紧去县城的药房买接骨的特效药膏,再晚了,这胳膊怕是要废了,一辈子都抬不起来!”
听了老乡的话,陈启生心里又急又慌,他知道,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,手臂骨折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,很可能落下终身残疾。他强忍着剧痛,挣扎着站起来,谢过老乡们的关心,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县城的路。从马家沟大队到县城,足足有十几里土路,平时走起来都要一个多小时,更何况他此刻手臂剧痛、行动不便,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,一路上,他无数次停下脚步,揉一揉肿胀的手臂,喘口气,再继续前行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一定要买到药膏,保住自己的手臂。
好不容易挪到县城的药房,陈启生已经累得浑身是汗,手臂的疼痛更是达到了顶峰,几乎要晕厥过去。他颤抖着翻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,把里面的毛票、硬币全都掏了出来,小心翼翼地摊在柜台上,一枚一枚地数着——一块、两块、三块……数来数去,总共只有四块八毛九分钱。而他要找的那种接骨特效药膏,标价是四块九毛九分钱,整整差了一角钱。
这一角钱,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,甚至买不到一颗糖果,但在那个物资匮乏、生活拮据的七十年代,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。那时候,一角钱能买两个热气腾腾的烧饼,能买一盒火柴,能买半斤咸菜,对于收入微薄的社员和没有经济来源的知青来说,一角钱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而此刻,这一角钱,却直接决定着陈启生一条手臂的命运。
药房的柜台后面,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营业员,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,手里正打着毛线,头也不抬,脸上带着几分不耐烦的神情,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她无关。陈启生忍着剧痛,声音发颤地恳求道:“大姐,求您行行好,我这胳膊摔断了,就差这一角钱,您先把药膏卖给我,等我回到村里,一定把钱给您送来,我这手快保不住了!”
营业员这才停下手里的毛线活,慢悠悠地抬起眼皮,瞟了一眼柜台上那堆皱巴巴、沾着泥土的零钱,又看了看陈启生肿得变形的手臂,鼻子里不屑地哼出一声冷笑,语气冰冷地说道:“差一分都不行,规矩就是规矩,我不能破了规矩。难道还要我替你贴上一角钱?你手保不住,关我什么事!”
这番话像一盆冰水,从头到脚浇在陈启生的身上,让他瞬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。他看着自己畸形肿胀的手臂,又看了看柜台里那盒印着红十字、能救他手臂的药膏,绝望像野草一样在心头疯狂生长。他知道,营业员说得没错,规矩是死的,可他真的不甘心,不甘心自己才十九岁,就因为这一角钱,落下终身残疾。他张了张嘴,还想再恳求几句,可看着营业员冰冷的眼神,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,只能无力地攥紧拳头,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
就在陈启生心灰意冷,准备转身离开,听天由命的时候,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旁边传来,像一缕阳光,刺破了此刻的冰冷与绝望:“我这儿有一角,给他凑上吧。”
陈启生猛地回头,只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姑娘,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,梳着两根乌黑的麻花辫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蓝布衫,脸上带着几分淳朴的稚气,眼睛亮晶晶的,像盛着星光。姑娘说话间,利索地从自己的衣兜里摸出一枚崭新的一角硬币,“当”的一声放在柜台上,声音清脆而坚定。
营业员撇了撇嘴,看了姑娘一眼,没再吭声,不情愿地收起了陈启生的零钱和姑娘递来的一角硬币,随手把那盒药膏扔到柜台上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轻响。陈启生连忙弯腰捡起药膏,紧紧抱在怀里,仿佛抱着救命稻草一般,他对着姑娘连连鞠躬道谢,声音哽咽地说:“谢谢你,谢谢你姑娘,太感谢你了,要是没有你,我这手就废了!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和住处,等我伤好了,一定把钱还给你!”
姑娘摆了摆手,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,眼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,语气轻快地说:“不用不用,一角钱而已,不值当的,你赶紧把药涂上,好好养伤吧。”说完,她便转身走出了药房,麻花辫在身后轻轻晃动,很快就消失在县城的人流中。陈启生看着姑娘离去的背影,又看了看手里的药膏,心里暖暖的,那一角钱,和那个爽朗的笑容,就像黑夜里划过的一根火柴,虽然微弱,却把他从冰冷的绝望边缘拉了回来,也在他心里,埋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。
陈启生能来到马家沟大队插队,并且在当地慢慢站稳脚跟,背后还有一段温暖的小故事。1969年,他刚到马家沟大队时,被分配住在社员老王家里。老王家是典型的农村家庭,日子不算富裕,但一家人都淳朴善良,对陈启生十分照顾。老王头夫妇有一个闺女,叫王麦芬,比陈启生小一岁,人长得水灵,手脚勤快,心眼也实诚,每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陈启生刚到农村,很多农活都不会干,王麦芬就耐心地教他:教他怎么耕地、怎么播种、怎么收割红薯,教他怎么挑水、怎么做饭、怎么打理柴火。两个年轻人天天在一个屋檐下进出,一起下地干活,一起收工回家,一起在院子里乘凉说话,不知不觉间,就对彼此产生了好感。陈启生欣赏王麦芬的淳朴善良、勤快能干,王麦芬喜欢陈启生的踏实肯干、真诚正直,那份青涩的情愫,在艰苦的插队岁月里,悄悄萌芽、生长。
两人的心思,很快就被王麦芬的家人察觉了。王麦芬的母亲和亲戚们得知后,都忧心忡忡,纷纷劝她:“麦芬,你可别傻了,陈启生是北京知青,是‘飞鸽牌’的,早晚要回城的,你是‘永久牌’的,一辈子都要在这农村,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攀不上这高枝,到时候他回城了,你怎么办?”
面对家人的劝阻,王麦芬心里也很纠结,她知道家人是为她好,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心,她喜欢陈启生,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日子。唯独王麦芬的父亲老王头,想法不一样,他平日里就很看重陈启生,觉得这个北京知青踏实肯干,不怕吃苦,待人真诚,不是那种油滑懒惰的子弟,心里暗暗盘算着:这孩子是个可塑之才,麦芬要是能和他在一起,或许是跳出农门、改变命运的一条路。
于是,老王头特意置办了一桌简单的饭菜,炒了几个家常菜,买了几斤地瓜烧,把陈启生叫到家里。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老王头喝了一口地瓜烧,开门见山地说:“启生,我知道你和麦芬互相喜欢,我看你这孩子不错,踏实、能干,我放心把麦芬交给你。你放心,只要你好好待她,好好干活,我和你阿姨,就认你这个女婿。”
陈启生也是个实心眼,几杯地瓜烧下肚,心里的话全都倒了出来,他握着老王头的手,激动地说:“叔,您放心,我一定会好好待麦芬,好好干活,不管以后怎么样,我都不会辜负她!”说到激动处,他脱口而出,对着老王头喊了一声“爸”。老王头听了,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拍了拍他的肩膀,算是默认了两人的婚事。这顿饭吃完,陈启生和王麦芬的事,就在马家沟大队明面上过了明路,两人的心里,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可谁承想,好日子没过两天,陈启生就摔断了手臂。王麦芬得知消息后,急得直掉眼泪,一整天都守在陈启生身边,寸步不离。她小心翼翼地帮陈启生涂抹药膏,动作轻得像羽毛,生怕弄疼他;每天给他端水、喂饭、洗衣服,悉心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;晚上,她还会坐在炕边,给陈启生讲村里的趣事,陪他说话,缓解他的疼痛和烦躁。
或许是那盒接骨药膏真的灵验,或许是陈启生年轻,身体恢复力强,更或许是王麦芬的精心照料,陈启生的手臂一天天消肿,疼痛也渐渐减轻,断裂的骨头也慢慢长拢了。几个月后,他的手臂基本恢复了正常,除了胳膊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,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,又能和以前一样下地干活、正常生活了。
手臂痊愈后,陈启生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在药房帮他凑钱的姑娘,惦记着那一角钱,更惦记着那份救急的恩情。他多方打听,终于得知姑娘叫刘锦珍,是孔家沟大队的知青,和他一样,也是从外地来禹城插队的。于是,他揣着一角钱,特意腾出一天时间,走了十几里土路,赶到孔家沟大队,想要当面把钱还给刘锦珍,再次向她道谢。
可事情就这么巧,刘锦珍那天刚好被大队派去公社参加知青培训,不在村里。陈启生只好找到刘锦珍住的知青点,托同住的知青给刘锦珍留了话,说自己是马家沟大队的陈启生,特意来还钱道谢,等她培训回来,再来看她。做完这一切,陈启生才悻悻地转身,踏上了返回马家沟大队的路。
又过了些日子,刘锦珍培训结束,从公社回来了。她想起陈启生托人留的话,心里有些欢喜,便特意打听了陈启生的住处,兴冲冲地赶了过去,大概是心里存着些别的念想,想要再看看这个被自己救过的北京知青。可她一推开门,就看见陈启生和王麦芬正头碰头坐在炕沿上,王麦芬手里拿着针线,正在纳鞋底,陈启生坐在旁边,手里拿着一本书,时不时抬头看看王麦芬,两人相视一笑,眼神里的温柔和亲密,明眼人一看就懂,那是属于两个人的默契与幸福。
刘锦珍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,眼神暗了暗,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失落,她愣在门口,一句话也没说,转身就匆匆离开了。陈启生起初还有点纳闷,不明白刘锦珍为什么来了又走,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王麦芬就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脑门,笑着嗔道:“傻样儿,人家姑娘的心思,你看不出来?她是对你有意思,特意来看你的,结果看到咱们俩这样,不好意思了。”
陈启生这才恍然大悟,心里泛起一阵愧疚,他对刘锦珍,只有满心的感激,并无其他情愫,他不想让刘锦珍误会。于是,他赶紧让王麦芬收拾了一包自家晒的红薯干,又揣上那一角钱,让王麦芬跑了一趟孔家沟大队,把钱和红薯干送给刘锦珍。王麦芬懂事地答应了,找到刘锦珍后,真诚地表达了谢意,把钱和红薯干递了过去,委婉地表明了陈启生的心意,算是把这份情谊,清晰而客气地归了位。刘锦珍接过钱和红薯干,笑了笑,说了句“没关系”,心里的失落,也渐渐消散了,她明白,感情的事,不能勉强,能帮到陈启生,就足够了。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转眼几年过去,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上山下乡的政策渐渐松动,高考制度也得以恢复。1977年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陈启生心里十分激动,他知道,这是他改变命运、重返北京的最好机会。于是,他一边下地干活,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刻苦复习,每天挑灯夜读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王麦芬一直默默支持着他,为他洗衣做饭,照顾他的生活,让他能安心复习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,陈启生成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,终于实现了重返北京的梦想。临走前,他紧紧握着王麦芬的手,郑重地承诺:“麦芬,你等着我,等我在在北京站稳脚跟,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户口迁过去,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王麦芬点了点头,眼里含着泪水,笑着说:“我等你,不管多久,我都等你。”
到了北京后,陈启生努力学习,顺利完成了学业,毕业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,一边努力工作,一边四处奔走,想方设法办理王麦芬的户口迁移手续。那段时间,他跑了无数个部门,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累,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终于,在他的不懈努力下,几年后,王麦芬的户口成功迁到了北京,两人终于团聚,在北京成了家,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陈启生和王麦芬的生活越来越好,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,努力工作,勤俭持家,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2010年,两人相继退休,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,不再为工作和生活奔波,他们经常一起出游,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,弥补了年轻时插队岁月的艰辛,也享受着晚年的幸福时光。
一次,陈启生参加北京知青聚会,老知青们围坐在一起,回忆着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日子,聊着各自这些年的经历。聊着聊着,有人偶然提起了刘锦珍,说她退休后一直独居在天津,身体很不好,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,关节肿胀变形,行动十分不便,而且她无儿无女,经济上也有些困顿,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听到这个消息,陈启生和王麦芬心里都十分难受,两人几乎没有商量,就默契地做出了同一个决定:一定要去看看刘锦珍,帮帮她。他们从并不丰厚的积蓄里,拿出了八万块钱,这是他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养老钱,随后,陈启生开车,带着王麦芬,一路赶往天津。
找到刘锦珍的住处时,推开房门,陈启生和王麦芬都愣住了。曾经那个梳着麻花辫、眼睛亮晶晶的姑娘,如今已经苍老了许多,头发花白,满脸皱纹,正坐在轮椅上,眼神浑浊,显得十分憔悴。刘锦珍看到陈启生和王麦芬,先是一脸惊讶,愣了半天,才反应过来,随即眼眶就湿了,泪水顺着脸颊滑落,哽咽着说:“启生,麦芬,你们怎么来了?我没想到,这么多年了,你们还记着我……”
陈启生握住刘锦珍的手,看着她苍老的模样,心里十分感慨,语气真诚地说:“锦珍,当年要不是你,我这手就废了,你的恩情,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,怎么能忘了你。听说你身体不好,日子也过得不容易,我们就过来看看你,这点钱,你拿着,好好治病,好好照顾自己,以后有什么困难,就给我们打电话,我们一定帮你。”
刘锦珍握着陈启生的手,泪水止不住地流,嘴里不停地说着“谢谢”。她没想到,几十年过去了,陈启生还记着当年那一角钱的恩情,还会特意来看她,还会伸出援手帮助她。那一刻,所有的委屈和艰辛,都在这份迟来的温暖中消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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