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0年，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，跑到县城买药。可药钱差1角，他恳请营业员帮忙：大姐，你行行好，我手保快保不住了！谁料，营业员冷笑：关我什么事！
1970年深秋，豫东平原的风已经带了刺骨的凉意，河南禹城的土路上，尘土被风吹得四处飞扬，夹杂着红薯藤的干枯气息。一个十九岁的青年，正佝偻着身子，一瘸一拐地艰难前行，他的右臂肿得像粗壮的芦苇杆，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，每走一步，胳膊的剧痛都让他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角不住地龇牙咧嘴，却始终咬着牙没有哼一声。
这个青年叫陈启生，是一年前从北京来到禹城插队的知青。1969年，响应国家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他和几百名北京青年一起，告别了繁华的都市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辗转来到这片陌生的黄土地，被分配到马家沟大队，开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插队生活。彼时的知青下乡，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，无数城市青年离开家庭的庇护，扎根农村，与当地社员一起下地劳作、同吃同住，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成长，陈启生便是这千千万万知青中的一员。
几个小时前，陈启生和社员们一起在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收红薯。深秋的红薯地泥泞湿滑，土坡陡峭，他弯腰捡拾红薯时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顺着土坡滚了下去，右臂重重撞在石头上，当时就没了知觉，疼得他眼前发黑，半天缓不过劲来。一同干活的社员们赶紧围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，看着他肿得变形的胳膊，都急得直跺脚。
马家沟大队地处偏远，村里的卫生所条件简陋得可怜，只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，药箱里除了红药水、止痛片和少量消炎粉，再也没有其他像样的药品，面对陈启生这样的骨折，根本束手无策。老乡们都劝他：“启生，别耽误了，赶紧去县城的药房买接骨的特效药膏，再晚了，这胳膊怕是要废了，一辈子都抬不起来！”
听了老乡的话，陈启生心里又急又慌，他知道，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，手臂骨折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，很可能落下终身残疾。他强忍着剧痛，挣扎着站起来，谢过老乡们的关心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县城的路。从马家沟大队到县城，足足有十几里土路，平时走起来都要一个多小时，更何况他此刻手臂剧痛、行动不便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，一路上，他无数次停下脚步，揉一揉肿胀的手臂，喘口气，再继续前行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买到药膏，保住自己的手臂。
好不容易挪到县城的药房，陈启生已经累得浑身是汗，手臂的疼痛更是达到了顶峰，几乎要晕厥过去。他颤抖着翻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，把里面的毛票、硬币全都掏了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摊在柜台上，一枚一枚地数着——一块、两块、三块……数来数去，总共只有四块八毛九分钱。而他要找的那种接骨特效药膏，标价是四块九毛九分钱，整整差了一角钱。
这一角钱，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，甚至买不到一颗糖果，但在那个物资匮乏、生活拮据的七十年代，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。那时候，一角钱能买两个热气腾腾的烧饼，能买一盒火柴，能买半斤咸菜，对于收入微薄的社员和没有经济来源的知青来说，一角钱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而此刻，这一角钱，却直接决定着陈启生一条手臂的命运。
药房的柜台后面，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营业员，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，手里正打着毛线，头也不抬，脸上带着几分不耐烦的神情，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她无关。陈启生忍着剧痛，声音发颤地恳求道：“大姐，求您行行好，我这胳膊摔断了，就差这一角钱，您先把药膏卖给我，等我回到村里，一定把钱给您送来，我这手快保不住了！”
营业员这才停下手里的毛线活，慢悠悠地抬起眼皮，瞟了一眼柜台上那堆皱巴巴、沾着泥土的零钱，又看了看陈启生肿得变形的手臂，鼻子里不屑地哼出一声冷笑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差一分都不行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我不能破了规矩。难道还要我替你贴上一角钱？你手保不住，关我什么事！”
这番话像一盆冰水，从头到脚浇在陈启生的身上，让他瞬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。他看着自己畸形肿胀的手臂，又看了看柜台里那盒印着红十字、能救他手臂的药膏，绝望像野草一样在心头疯狂生长。他知道，营业员说得没错，规矩是死的，可他真的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才十九岁，就因为这一角钱，落下终身残疾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想再恳求几句，可看着营业员冰冷的眼神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只能无力地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
就在陈启生心灰意冷，准备转身离开，听天由命的时候，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像一缕阳光，刺破了此刻的冰冷与绝望：“我这儿有一角，给他凑上吧。”
陈启生猛地回头，只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姑娘，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，梳着两根乌黑的麻花辫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蓝布衫，脸上带着几分淳朴的稚气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盛着星光。姑娘说话间，利索地从自己的衣兜里摸出一枚崭新的一角硬币，“当”的一声放在柜台上，声音清脆而坚定。
营业员撇了撇嘴，看了姑娘一眼，没再吭声，不情愿地收起了陈启生的零钱和姑娘递来的一角硬币，随手把那盒药膏扔到柜台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轻响。陈启生连忙弯腰捡起药膏，紧紧抱在怀里，仿佛抱着救命稻草一般，他对着姑娘连连鞠躬道谢，声音哽咽地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姑娘，太感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这手就废了！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和住处，等我伤好了，一定把钱还给你！”
姑娘摆了摆手，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，眼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，语气轻快地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一角钱而已，不值当的，你赶紧把药涂上，好好养伤吧。”说完，她便转身走出了药房，麻花辫在身后轻轻晃动，很快就消失在县城的人流中。陈启生看着姑娘离去的背影，又看了看手里的药膏，心里暖暖的，那一角钱，和那个爽朗的笑容，就像黑夜里划过的一根火柴，虽然微弱，却把他从冰冷的绝望边缘拉了回来，也在他心里，埋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。
陈启生能来到马家沟大队插队，并且在当地慢慢站稳脚跟，背后还有一段温暖的小故事。1969年，他刚到马家沟大队时，被分配住在社员老王家里。老王家是典型的农村家庭，日子不算富裕，但一家人都淳朴善良，对陈启生十分照顾。老王头夫妇有一个闺女，叫王麦芬，比陈启生小一岁，人长得水灵，手脚勤快，心眼也实诚，每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陈启生刚到农村，很多农活都不会干，王麦芬就耐心地教他：教他怎么耕地、怎么播种、怎么收割红薯，教他怎么挑水、怎么做饭、怎么打理柴火。两个年轻人天天在一个屋檐下进出，一起下地干活，一起收工回家，一起在院子里乘凉说话，不知不觉间，就对彼此产生了好感。陈启生欣赏王麦芬的淳朴善良、勤快能干，王麦芬喜欢陈启生的踏实肯干、真诚正直，那份青涩的情愫，在艰苦的插队岁月里，悄悄萌芽、生长。
两人的心思，很快就被王麦芬的家人察觉了。王麦芬的母亲和亲戚们得知后，都忧心忡忡，纷纷劝她：“麦芬，你可别傻了，陈启生是北京知青，是‘飞鸽牌’的，早晚要回城的，你是‘永久牌’的，一辈子都要在这农村，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攀不上这高枝，到时候他回城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面对家人的劝阻，王麦芬心里也很纠结，她知道家人是为她好，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她喜欢陈启生，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日子。唯独王麦芬的父亲老王头，想法不一样，他平日里就很看重陈启生，觉得这个北京知青踏实肯干，不怕吃苦，待人真诚，不是那种油滑懒惰的子弟，心里暗暗盘算着：这孩子是个可塑之才，麦芬要是能和他在一起，或许是跳出农门、改变命运的一条路。
于是，老王头特意置办了一桌简单的饭菜，炒了几个家常菜，买了几斤地瓜烧，把陈启生叫到家里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老王头喝了一口地瓜烧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启生，我知道你和麦芬互相喜欢，我看你这孩子不错，踏实、能干，我放心把麦芬交给你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待她，好好干活，我和你阿姨，就认你这个女婿。”
陈启生也是个实心眼，几杯地瓜烧下肚，心里的话全都倒了出来，他握着老王头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待麦芬，好好干活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辜负她！”说到激动处，他脱口而出，对着老王头喊了一声“爸”。老王头听了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算是默认了两人的婚事。这顿饭吃完，陈启生和王麦芬的事，就在马家沟大队明面上过了明路，两人的心里，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可谁承想，好日子没过两天，陈启生就摔断了手臂。王麦芬得知消息后，急得直掉眼泪，一整天都守在陈启生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她小心翼翼地帮陈启生涂抹药膏，动作轻得像羽毛，生怕弄疼他；每天给他端水、喂饭、洗衣服，悉心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；晚上，她还会坐在炕边，给陈启生讲村里的趣事，陪他说话，缓解他的疼痛和烦躁。
或许是那盒接骨药膏真的灵验，或许是陈启生年轻，身体恢复力强，更或许是王麦芬的精心照料，陈启生的手臂一天天消肿，疼痛也渐渐减轻，断裂的骨头也慢慢长拢了。几个月后，他的手臂基本恢复了正常，除了胳膊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，又能和以前一样下地干活、正常生活了。
手臂痊愈后，陈启生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在药房帮他凑钱的姑娘，惦记着那一角钱，更惦记着那份救急的恩情。他多方打听，终于得知姑娘叫刘锦珍，是孔家沟大队的知青，和他一样，也是从外地来禹城插队的。于是，他揣着一角钱，特意腾出一天时间，走了十几里土路，赶到孔家沟大队，想要当面把钱还给刘锦珍，再次向她道谢。
可事情就这么巧，刘锦珍那天刚好被大队派去公社参加知青培训，不在村里。陈启生只好找到刘锦珍住的知青点，托同住的知青给刘锦珍留了话，说自己是马家沟大队的陈启生，特意来还钱道谢，等她培训回来，再来看她。做完这一切，陈启生才悻悻地转身，踏上了返回马家沟大队的路。
又过了些日子，刘锦珍培训结束，从公社回来了。她想起陈启生托人留的话，心里有些欢喜，便特意打听了陈启生的住处，兴冲冲地赶了过去，大概是心里存着些别的念想，想要再看看这个被自己救过的北京知青。可她一推开门，就看见陈启生和王麦芬正头碰头坐在炕沿上，王麦芬手里拿着针线，正在纳鞋底，陈启生坐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时不时抬头看看王麦芬，两人相视一笑，眼神里的温柔和亲密，明眼人一看就懂，那是属于两个人的默契与幸福。
刘锦珍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，眼神暗了暗，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失落，她愣在门口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就匆匆离开了。陈启生起初还有点纳闷，不明白刘锦珍为什么来了又走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王麦芬就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脑门，笑着嗔道：“傻样儿，人家姑娘的心思，你看不出来？她是对你有意思，特意来看你的，结果看到咱们俩这样，不好意思了。”
陈启生这才恍然大悟，心里泛起一阵愧疚，他对刘锦珍，只有满心的感激，并无其他情愫，他不想让刘锦珍误会。于是，他赶紧让王麦芬收拾了一包自家晒的红薯干，又揣上那一角钱，让王麦芬跑了一趟孔家沟大队，把钱和红薯干送给刘锦珍。王麦芬懂事地答应了，找到刘锦珍后，真诚地表达了谢意，把钱和红薯干递了过去，委婉地表明了陈启生的心意，算是把这份情谊，清晰而客气地归了位。刘锦珍接过钱和红薯干，笑了笑，说了句“没关系”，心里的失落，也渐渐消散了，她明白，感情的事，不能勉强，能帮到陈启生，就足够了。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几年过去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上山下乡的政策渐渐松动，高考制度也得以恢复。1977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陈启生心里十分激动，他知道，这是他改变命运、重返北京的最好机会。于是，他一边下地干活，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刻苦复习，每天挑灯夜读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王麦芬一直默默支持着他，为他洗衣做饭，照顾他的生活，让他能安心复习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，陈启生成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，终于实现了重返北京的梦想。临走前，他紧紧握着王麦芬的手，郑重地承诺：“麦芬，你等着我，等我在在北京站稳脚跟，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户口迁过去，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王麦芬点了点头，眼里含着泪水，笑着说：“我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你。”
到了北京后，陈启生努力学习，顺利完成了学业，毕业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，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四处奔走，想方设法办理王麦芬的户口迁移手续。那段时间，他跑了无数个部门，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累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终于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几年后，王麦芬的户口成功迁到了北京，两人终于团聚，在北京成了家，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陈启生和王麦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努力工作，勤俭持家，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2010年，两人相继退休，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，不再为工作和生活奔波，他们经常一起出游，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弥补了年轻时插队岁月的艰辛，也享受着晚年的幸福时光。
一次，陈启生参加北京知青聚会，老知青们围坐在一起，回忆着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日子，聊着各自这些年的经历。聊着聊着，有人偶然提起了刘锦珍，说她退休后一直独居在天津，身体很不好，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，关节肿胀变形，行动十分不便，而且她无儿无女，经济上也有些困顿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陈启生和王麦芬心里都十分难受，两人几乎没有商量，就默契地做出了同一个决定：一定要去看看刘锦珍，帮帮她。他们从并不丰厚的积蓄里，拿出了八万块钱，这是他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养老钱，随后，陈启生开车，带着王麦芬，一路赶往天津。
找到刘锦珍的住处时，推开房门，陈启生和王麦芬都愣住了。曾经那个梳着麻花辫、眼睛亮晶晶的姑娘，如今已经苍老了许多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正坐在轮椅上，眼神浑浊，显得十分憔悴。刘锦珍看到陈启生和王麦芬，先是一脸惊讶，愣了半天，才反应过来，随即眼眶就湿了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哽咽着说：“启生，麦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没想到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记着我……”
陈启生握住刘锦珍的手，看着她苍老的模样，心里十分感慨，语气真诚地说：“锦珍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这手就废了，你的恩情，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，怎么能忘了你。听说你身体不好，日子也过得不容易，我们就过来看看你，这点钱，你拿着，好好治病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就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一定帮你。”
刘锦珍握着陈启生的手，泪水止不住地流，嘴里不停地说着“谢谢”。她没想到，几十年过去了，陈启生还记着当年那一角钱的恩情，还会特意来看她，还会伸出援手帮助她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委屈和艰辛，都在这份迟来的温暖中消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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